熊德基老师在厦大任教只有五年时间（1946-1951），但他对厦大却有着深厚的情谊。

熊老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等职。1946年来校担任历史系副教授，解放前曾经担任厦大党支部书记，中共闽西南厦门临时市委书记。他多次和王亚南、郭大力、林惠祥、罗志甫等进步教授共同发表言论，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并且为厦门解放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我入学时，罗志甫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后来他回忆说，他和王亚南、郭大力等教授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工作，“我的系主任办公室即是历史系学生陈淮所领导的厦大城工部的办公室”。我有一天在街上遇见他，他看到我手上拿着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就对我说，不要把这本书带到街上来。当时特务已经盯上了他，他却关心自己的学生。后来由熊老师安排，帮他撤退到香港。

熊老师解放初担任中共厦大党组书记，中共厦门市学校区委委员，厦大校务委员、副教务长、教学计划研究部主任、大课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1951年调往福州大学（后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担任教务长，1957年调往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逝世。

1951年熊老师离开厦大，历史系的老同事去北京时都会和他见面。改革开放以后，熊老师曾经三次返回本校。

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他写了《重游南普陀》，“经阁禅堂似旧时，独怜潘鬓渐成丝。当年因果凭谁问，卅载悲欢只自知”。那时他才55岁，他感慨地说，1946年来厦门，1978年回来已经30多年了，老革命经历了几多“悲欢”，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第二次是1981年校庆60周年，他写了《祝厦大校庆》诗两首：“学府嵯峨鹭岛边，海潮江月伴群贤，任它龙战玄黄日，不废弦歌六十年”。“五洲桃李望门墙，永忆陈公与萨王，自愧当年侧讲席，妄同诸子论兴亡”。他表达了对厦大的祝福，对陈嘉庚先生和萨本栋校长、王亚南校长的敬仰与怀念，也回忆起当年与我们“论兴亡”的情景，这是战斗年代留下的历史记忆。

第三次是1984年他回来参加地下党座谈会时写的《喜晤诸旧友》：“三十三年别，重逢在海隅。当时共患难，今日尽欢娱。往事何须论，天涯德不孤。鹭江春色好，相勉展宏图”。见到许多老战友，感慨万千，那时刚刚在落实政策，大家还有“不确定感”。他要我们向前看，“往事何须论”，什么曲直恩怨，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相勉展宏图”，这时他71岁，还有一些雄心壮志的样子。

熊老师的诗表达了对厦大、对老同事、老战友的深情厚意。2007年我曾经在本校1948级毕业55周年聚会时朗读这些诗篇，目的是借此引起大家共同的记忆。

我是本校1948级学生，但1946年就认识熊老师了。他的夫人陈可贞是本校42级学生，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她和我的表姐吴纫芳是同届同学，我一向称她为“可贞姐”。1947年熊先生去福州，先父陈贵生陪同他和戴锡樟教授一同游鼓山，在喝水岩留下了一张照片。

1950年熊老师为我们开设“魏晋南北朝史”课程，他布置我的作业是写一篇读书笔记，读的是《洛阳伽蓝记》。当时大家正在学习“社会发展史”，强调历史的规律性。我读了《洛阳伽蓝记》，从中似乎“悟”出了一些规律。熊德基老师在我的文章上批了“将无同”三个字。我看不懂，当面请教他。他说，“将无同”出自《世说新语》，王夷甫问阮宣子老庄与孔孟的异同，答曰：将无同。这里是作疑问：莫非相同？意即，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熊老师说的是：历史事物总是具体的，不要简单地强调它们之间的相同，轻易地发现规律。既要注意共同性，又要注意差异性。他强调不要把历史讲成干巴巴的理论，又强调要学好理论。他指出，能不能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水平高下立见分晓。这番话让我终生受用。

我个人自从被错划为右派后，就不敢和他联系了。直到1977年，我才写信给他，从此一直有书信来往，直到他逝世前4个月。我至今保存着他给我的11封信。

在来信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熊老师要我替他问候我的父亲以及傅家麟、韩国磐、郑朝宗、陈在正等老师。

熊老师问候我的父亲陈贵生，说：“你父亲年近八十了吧？身体健康很难得”。“贵生同志在老一辈中算是长者”“1947年我指定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初稿一卷本）列为通史参考书，他特地来找我，说这是共产党的书，我说，大学生应该眼界宽阔，不要紧，我负责。他便未撤除。”“1947年我随同他们招生人员飞到福州去玩，他不仅陪我到处参观，并讲了许多福州掌故。他为人鲠直厚道，你们少年时无形受到好的身教，所以思想纯洁脱俗。可贞说他待人厚，所以这次她肯定去看他，一定要带一点礼物表表心意”。“到厦后，我们会去看望你父亲和郑朝宗同志”。“听说郑朝宗同志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晤及时，请代问好”。

关于傅家麟先生，熊老师说：“厦大历史系解放后发展了，这由傅、韩二兄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之故，加上在正同志和你这一批中年骨干”。“衣凌同志病况如何，请代致意”。“我们不仅是多年同事，且因学术观点相近，交谊颇深，特别在‘文革’后期，当时我是‘走资派’，他到上海开会来京时，即转告我不少消息，至今我印象仍很深”。

关于韩国磐先生，熊老师说：“不久前，韩国磐同志来京，曾来舍间小坐，他虽瘦弱。但善于养病，这些年还写了不少论著，其毅力真颇钦佩”。“国磐同志将去日本讲学，我今天去信嘱他一定要同爱人一道去，便于照顾。能去看看实在好，但我为他的健康担心”。

关于陈诗启先生，熊老师说：“历史系由陈诗启负责，很好。这位同志治学很用功，（以前他寄过一本著作给我，但未通信），做人也老实，负责。他当时在新生院对我很尊敬，我也了解他是个‘老实人’，故未给他‘为难’过。见面时，你代我致意。”

来信中有的是他对我个人的教诲。首先，他一再强调要我做些研究工作。他说：“你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现在不过四五十岁之间，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备课之余，要顺便做些研究”。“可从专题研究入手，在某些方面做出成绩来”。“无论如何‘业务’万不能丢”。其次，当他得知陈在正同志和我都在从事台湾史研究时，给予我们很高的期待。他说：“你们作为所的领导，过去因革命和行政事务工作耽误了大半生，何不趁此赶写一些论文。实可在这门学术中劈开一些新路，对学术界有所启发”。80年代前期陈在正担任台湾研究所所长，我和邓孔昭经常陪同他去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的资料，也多次去北京交道口北三条37号熊老师府上去拜望他。当他看到我们把档案编辑出版时，他说，“我发现有许多文章可做”，他要我们“不要陷身行政事务，自己争取到档案中多搜资料，及时写些东西”。他还教导我们：“研究台湾史，一方面要注意它与中国整个历史的共同性，更要注意它的特殊性”。

来信中熊老师也经常谈到他自己的情况，他一再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他说:“我来京已二十多年了，原想来做研究工作，不料组织上却决定我搞行政，嗟嗟半生，一事无成”，“老实说，我的经验教训太多，不希望你去搞党政工作”。尽管他长期承担行政工作，但也曾写出重要的论文，1962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就是一篇名作。我告诉他，这篇论文已经被人翻译成日文，发表在《史苑》杂志上。他很高兴，并且告诉我苏联《历史问题》杂志曾经发表过对此文的评论。1984年以后，熊老师经常提到他的健康状况，他说：“我的健康情况确一年不如一年，自去年初冬到今年四月一直小病感冒，穿了六个月棉袄。烤了五个月炉子”。到了1987年7月，他说：“由于去冬摔倒，整整病了四个月。我自1984年后。再没有出过门。视力大减，看报看书都要用放大镜”。“我今年已74岁，大病之后，健康已大不行，不能走路已到暮年了”。四个月之后，熊老师就逝世了。

来信中还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1984年回到厦大参加“厦门大学党史座谈会”。1982年当我告诉他，厦大将举行党史座谈会邀请原来地下的老同志前来参加。熊老师回信说：“福建在感情上是我第一故乡，（我在江西未做过工作，熟人已少极了），老同事、地下党同志、学生都很多，关系也好，是想去的。怎么走方便，请详细示知。”“这次党史会我实在有责任参加，许多老同志三十年未见面，又想来。今日得来信，经与可贞商量，她很感谢你的关心，因她离开以后一直没机会再回去看看。这次可贞兴头十足，她坚决要陪我去”。1984年5月熊老师和夫人一同来了。在5月23日举行的开幕式上，熊老师作为老同志代表发言，29日在闭幕式上也发言。会后，他来信说：“厦大的党史，在厦大开会时才写了一点，这两天加以修改删削成此稿，现寄给你，请你设法代我打印一下，送给有关同志”。

另一件事是徐世五平反问题。徐是本校1933级法律系学生，毕业后在校任教，解放前当过政治系副教授和生活指导组主任，解放后当过膳食组主任、校产科科长。1957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送去劳改。熊老师去世前四个月给我来信说：“我有一事，希望帮忙。听吴伯修说，徐世五已平反了。其实我与他的关系你们是清楚的。我对他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大逮捕学生时，他不肯带队去捕。厦大被伪省府占领，我知海路封锁不能去同安，我告诉他“我是党员”，他又惊又喜，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说我怎么敢告诉你，近来看，你们科里都跑了，你仍不走，我才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他说，如早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许多忙啊。当晚我在他海边的床上，次日他为我去看宿舍是否有特务来过。傍晚又送我上船（指的是当时部分地下党员奉命撤到香港）。这个人对朋友极讲友谊，从不写信。今天吴伯修来我家，说“是你帮忙才得以平反”。熊老师要我去看望徐世五的家属。他家曾经住在厦大国光楼，就在我家楼上，徐的家属吴瑞雪老师是双十中学教员和我的老伴是好朋友。吴老师对熊老师表示感谢。吴老师坦然面对坎坷人生，独自抚养三个子女，教书育人，深受学生爱戴，享年102岁。

附带要讲一件事，那是解放前“厦大应变委员会”的问题。这个机构本来是为保障本校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以及生活必需，购买大米等等物资，做好准备，应对当时的变局。可是因为出现在解放前夕，又有“应变”二字，以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作“政治问题”，一再进行审查。当年由校长汪德耀担任主席，卢嘉锡先生作副主席，主持工作。卢先生交代这一问题时，说自己是主席，于是在文革时被造反派“穷追猛打”，要他交代这一“重大问题”。1981年卢先生调到北京中科院后，见到熊老师，谈起这件事，熊老师说：应变委员会的职务是地下党决定推举卢先生担任的，希望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团结各方人士共同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原来是党的安排，可是卢先生不知道，参加应变会的其他人也不知道，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证明，只好一再交代却无法“过关”了。

熊老师不是厦大毕业的，在校时间也短，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可是他在那个年代中，为厦大做出了不少贡献，他的一生对厦大以及老同事、老战友、老学生始终怀着浓厚的情谊。我作为他的学生，理应为他记下一笔。

撰文 | 陈孔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