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8月26日鸦片战争厦门之战后英国人占据鼓浪屿，一年后《南京条约》签订，其中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五处成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厦门开埠，英国人本来想租借鼓浪屿，但当时英军驻扎在鼓浪屿的550名士兵中有近百人感染上“热病”，觉得岛上卫生条件太差不利健康；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担心英国人在鼓浪屿居住，恐怕将来会“久假不归，另生枝节”。

1844年8月，英国驻厦门领事金执尔与厦门地方官商定：选择老城区西南滨海南校场周围周长约为291丈的地段，以及水操台周围周长约为28丈的地段，作为英国人的租地基址。

对照现在的位置，南校场就是厦门大学演武运动场区域，从现在的群贤楼群一直到海边，包括海洋三所，1841年为了抗击英军入侵曾经在这里修筑长度达500丈的石壁炮台，战后主要设施被英军破坏。水操台位置根据清道光十九年编簒的《厦门志》在演武场附近海滨，笔者推断在现在上弦场外海滨，居高临下便于观看水师操练，可能在现在舒友酒楼的岩石上。

当时英国与清政府还“商议”了租金价格：计周围见方四丈，年租金库平银一两。

1844年11月，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成为英国驻厦门第二任领事，他以“地势空阔，恐遭窃劫”为由，未在该租地建设，而选址鼓浪屿鹿礁顶和漳州路临海岸处建楼供领事馆领事居住，租用在原兴泉永道衙署（毁于鸦片战争）旧址上建设的办公楼（由英国人提供绘制好的建筑设计图营建）作领事馆办公。

鸦片战争时期厦门岛人口达到十四万，已经是相当繁华的城市，但岛上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厦门老城及老城以西到鹭江海滨一带，当时海后滩排列十多个路头（码头），商船云集，热闹。而演武场一带为防圉汛地鲜有居民，附近玉沙坡（沙坡头、沙坡尾）为查验商船的政府机构及祭祀庙宇（见图3）。当时从厦门老城到演武场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走陆路，出镇南关走太师墓路翻过蜂巢山，需要人行翻山越岭，路两侧都是坟墓。另一条走水路，从海后滩路头到玉沙坡。英国人租地主要是为了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显然当时的演武场对厦门来说有些偏僻，不是进行贸易的最佳场所。

1852年初，英国人拟在该租地内兴建房屋时，又被闽浙总督季芝昌以校场等处为各营操练地，并且有民田、墓地为由阻拦，英国领事同意另行择地。当年，选定海后滩区域用地为租地，计长55丈，宽16丈的窄狭用地，位置为从岛美码头（今海后路东海大厦附近）到新路头（今春光酒店附近）。

英国人对租地选择的犹豫成就了77年后（1921年）陈嘉庚建设厦门大学的夙愿，演武场变成了“南方之强”的著名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