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典雅独特的集美楼，坐落在演武运动场旁，背靠五老峰，面朝厦门港，是厦大嘉庚风格建筑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名字来源于厦大创办人陈嘉庚的故乡——集美，蕴含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教育救国的信念。解放战争时期，集美楼二楼西侧大房间是中共（城工部）厦门大学支部活动地。

二、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947年2月，根据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闽江工委改名为城市工作部，城市工作同时向学校发展、向农村推开。

在厦门，城工部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厦门大学。1947年3月，城工部在厦大发展了10名党员，成立了党小组，组长陈道圣（陈淮）。10月，党员发展到30多人，城工部校本部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陈道圣，委员郏奇炳、陈育英。12月，城工部厦大新生院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刘树勋，副书记郑廷森（石益），委员林光异。

1948年4月，“城工部事件”[1]之后，各地与城工部有渊源的中共地下组织均被切断联系，城工部厦门党组织进入一个独立作战的艰苦时期。在各项工作处于极为困难情况下，厦大城工部坚持开展斗争、发展组织。4月，厦大城工部支部扩展成为总支部，总支书记陈道圣，副书记郑廷森，委员郑鸿池（郑坚）、林光异，下辖第一至第四党支部，支部书记由总支成员兼任。同年底，厦大新生院组成第二届党支部，书记郑晶莹。

1949年2月，厦大城工部第一届党总支领导陈道圣、郑廷森、郑鸿池响应党的号召，到浙南、安南永等地参加游击战争，市委决定成立厦门大学第二届党总支，市委书记王毅林兼任党总支书记，总支下设第一至第五党支部和女生党支部。

三、领导爱国民主运动

城工部厦大党组织成立后，先后参与领导了多次群众斗争，如学生自治会普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抗议压制学生言论自由、封锁进步壁报的厦大壁报风潮；抗议“成都四九惨案”和“南京四一血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参与创办嘉庚阅览室等等。1949年2月，厦大城工部和闽西南地下党共同领导厦门大中学生开展助学自救活动，厦大同学组织了“活命自助筹备会”，推水车卖水、摆地摊卖旧衣、刺绣义卖，或垦荒，影响最大的是连续4天的义卖演出。这些自救活动，既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死活的黑暗现实，又团结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打开厦大与各中等学校进步学生联系的途径，为全市性学生运动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一系列斗争中，厦大城工部党组织坚持发展党员，由1947年春的两个党小组，五六名党员，到1949年4月发展为两届党的总支部，101个共产党员。同时又争取一大批教授专家学者的有力配合，如林砺儒、熊德基、王亚南、郭大力、洪深、罗志甫等，都掩护过地下党的工作。罗志甫时任厦大历史系主任，他的办公室——集美楼二楼西侧大房间，即成为历史系学生陈道圣所领导的厦大城工部支部的活动场所。

四、坚持战斗

受“城工部事件”影响，1949年4月，厦门城工部地下党组织被迫解散。厦大城工部党组织停止活动，同时积极与闽西南党组织联系，因在共同战斗中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经厦大闽西南党组织请示上级同意，26位城工部党员重新申请加入闽西南。城工部党员或通过关系转到游击区，或暂时隐蔽，或在闽西南党组织领导下留在厦门坚持地下斗争，直到厦门解放，有些党员为革命献出热血和年轻的生命。

陈庚申（1930—1949），又名林子敏，福建晋江人。1947年考入厦大机电系，因家贫辍学。次年秋复考，录取在教育系。当年10月加入城工部党组织。1949年奉命进入安溪游击区，任闽中支队安溪大队干部，5月参加解放安溪县城的战斗，由于敌军反扑，不幸被捕，遭受酷刑，坚贞不屈。临刑前，他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被敌人乱枪射杀，英勇就义。

应家骥（1927—1949），浙江余姚人。1945年考入厦大机电系，后休学。1947年复学，次年8月加入城工部党组织。在校创办《应家骥评论报》，震动校园。1949年2月，化名张青赴南安建立党支部，任书记，创建并领导南安人民游击队，开辟交通渠道，截击国民党96军军部，受通令嘉奖。后担任码头区副区长。1949年11月，因残匪反攻，壮烈牺牲。

集美楼寄托了陈嘉庚先生的乡国情思，见证了厦大城工部地下党组织坚守理想信念、使命担任的不朽功绩，激励着代代厦大人传承嘉庚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中奋勇前行。

文| 董健岚、林秀莲

图| 厦门大学档案馆，部分来自网络

编辑| 许辉

厦门大学档案馆党支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