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革命遗址的故事之八 | 中共(闽中)厦门大学支部诞生地——南普陀寺“公伦社”

时间:2021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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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峰之麓,厦门大学之邻,有一座“千年古刹”南普陀寺,它是近代闽南最具规模的名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闽中)厦门大学支部和总支部即在南普陀寺“公伦社”二楼成立。后“公伦社”拆除,原址上建成南普陀寺正门东侧房屋。



中共(闽中)厦门大学支部遗址现状



一、挺进厦门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闽中地委派遣“挺进工作队”到厦门开展党的活动,队长许集美,队员郑种植、施能鹤。这是厦门沦陷后最早回到厦门的地下党组织。1946年4月,中共闽中厦门工委成立,隶属中共泉州中心县委。

此时,厦门大学校本部尚在闽西长汀,设在鼓浪屿的新生院中,有胡公善、吴仕潭、余子渊、吕荣春等一批爱好文艺的厦大同学,课余时常给厦门各报纸副刊写稿,发表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艺作品。郑种植通过《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党员吴学诚结识了这批同学,与他们接触、通信,做了大量工作,并打算从中物色人选,发展组织。不料1947年2月发生“棋杆巷事件”[1],吴学诚不幸被捕,后被秘密杀害。4月,郑种植调离厦门,闽中地下党与厦大同学的联系暂告中断。

二、支部成立

1949年4月,中共闽中厦门工委派《江声报》记者叶绍书到厦大重新发展组织。叶绍书住在南普陀寺,通过在厦大学习的几位老同学,结识了厦大进步学生,一起讨论时事,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校内进步活动,还设法托人从香港秘密寄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革命书刊,介绍和组织他们进行学习。

1949年6月,经厦门工委决定,中共(闽中)厦门大学支部在南普陀寺“公伦社”二楼成立,叶绍书担任支部书记。6月中旬,工委决定厦大支部扩大为总支。7月,总支成员调整,厦大1945级外文系学生吕荣春任书记,1945级外文系学生赖仕长任组委,1947级政治系学生林端平任宣委。总支下设文学院党支部、新生院党支部和法学院、理工学院党支部3个分支部,到7月,党员发展到38人。



南普陀“公伦社”原貌


三、配合解放厦门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高潮已经过去,遵照闽中上级指示,厦大党总支除一部分力量配合闽西南地下党组织搞好校内工作和参加护校斗争外,其余力量将工作重点转向校外,把配合解放军解放厦门作为中心任务。

在此期间,中共(闽中)厦大总支部发动党员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将募捐来的财物支援泉州游击队;发动党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调查厦门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及其负责人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在厦门工委的直接布置与领导下,开展策反工作,搜集军事情报;分批输送党员干部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支援游击战争。厦门解放时,这些同志又随军进入厦门,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9月初,厦门工委几位负责人撤往厦门外围,为了与留在厦门坚持斗争的工作团保持联系,决定在厦大新生院党员周景茂家及其楼下的夫妻店“老元成”杂货店设立闽中地下党厦门工委和泉州中心县委的地下联络站。9月19日,周景茂将军事情报和为游击队采购的军用手表转交闽中支队联络员。因叛徒出卖,敌军突然搜查联络站。为掩护当时尚未撤离、携带重要情报的闽中支队联络员,周景茂故意暴露身份,设法带路把敌人引开,为同志们的安全撤离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监狱里,面对叛徒的对质和特务的严刑拷打,周景茂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10月16日被绞死在鸿山脚下,在厦门解放的前夕壮烈牺牲。



周景茂


“古刹黉庠相得益彰,书声钟声同振共鸣。”中共(闽中)厦门大学支部在南普陀寺“公伦社”的孕育诞生,为大学与古刹的比邻辉映增添了革命色彩,留下了一段光耀后人的历史印记和一种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我们牢记使命担当、继续奋勇前进。

注释:

[1] “棋杆巷事件”:旗杆巷1号是吴学诚的住处,也是中共(闽中)厦门工委的联络站。尽管十分隐蔽,还是由于人员频繁进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事件发生时,吴学诚把盯梢的特务引到报社门口,并故意与之大声争执,以此引起报社里其他党员的注意,提醒党员们迅速撤离。为了掩护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党员,他放弃了逃生的机会,于2月7日下午被特务抓捕并杀害。

参考文献:

[1]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革命遗址通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2] 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厦大党史资料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编印,1987年12月;

[3] 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组织史简编》,厦门大学出版社编印,1996年5月;

[4] 郑文贞,《不息的浪涛》,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5]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六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

[6]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风雨鹭江:厦门闽中地下党的回忆与史料》,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

[7] 邬大光,《文化传承中的厦门大学典故》[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4):47-57。


文| 董健岚、林秀莲

编辑| 董健岚

图片来源| 厦门大学档案馆

厦门大学档案馆党支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