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出生在台湾彰化西门町。10岁以前，对父亲非常陌生。母亲告诉当时年幼的我，父亲因为参加抗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以及反对日本人的街头讲演，遭到“日本仔”的通缉，不得已而躲到祖国大陆，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母亲拉扯我们兄妹6人在台湾生活，十分清苦。因为家里没有田，只能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临睡前，母亲还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背影，深深印在我的童年记忆中。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铁蹄下，两岸同胞都遭受了沉重的苦难。1938年台湾高雄等地发生了两起反战暴动，先后有400余人被捕、200余人牺牲。1939年因反抗日本殖民者“拉军夫”，又有 600 多名台湾同胞被杀害。为了侵华，日本政府还强征近30万台湾百姓当兵，10万人当“军夫”，充当炮灰。我后来看到历史资料，1943年至1944 年有万余名被日本强征的台湾兵在海南岛起义，但起义遭到失败，导致7000余名台湾兵被杀害。我的二叔、三叔、舅舅都是那时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征入伍，我的二叔死于海南岛，尸骨不存。

彼时在台湾，我也被迫接受了3年日本奴化教育。1937年，我们全家随父亲回到祖国大陆，正当我欢天喜地地沉浸于终于能见到父亲，终于能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时，没曾想，我跟随父亲在祖国大陆的生活是颠沛不定的。3年中，我跟着父亲转辗于厦门、泉州等地市县，小学后三年，我是在6所小学完成的。因此，在那时年少的我心中，就烙下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愤恨，渴望获得强大的祖国的庇护，过上安定的生活，也自那时起植入我的家国梦中。

1945年春，受父亲带动，17岁的我，决定投笔从戎。我参加了李友邦将军领导的抗日台湾义勇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台湾而战斗。半年后，台湾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光复了。我作为义勇队队员回到了彰化故乡。

最初得到台湾光复的消息，台湾百姓和我们一家人的心情一样，喜大普奔。记得邻居家一位不晓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学童听到日本天皇被打败的消息哇哇大哭时，其阿公用烟杆敲孙女的头喜极而泣：“孩子，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当时很多台湾百姓还把珍藏已久的祖先牌位奉出来，烧香祭祖，告慰祖先。

然而，台湾的光复，并没有给台湾同胞带来长久的幸福。因为蒋介石政权以一党之私，又挑起了内战，台湾同胞跟着遭罪。岛内物价狂涨，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渴望获得安定生活的梦想，再次被失望与愤懑取代。1946年，我带着对国民党的失望之情，考上台湾地区升学大陆大学公费生，被保送入厦门大学，再次回到大陆。

1947年，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修读了郭大力教授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我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此后我又阅读了毛泽东著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终于认清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带领。1947年10月，我经过成熟考虑，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标志着我这个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青年，选择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生的不归之路，时年我 20 岁整。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我更加积极地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连续担任两个学期的厦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并于 1948 年秋，以地下党厦大总支部委员的身份，参加领导厦大学运的“四人核心小组”。为新中国的诞生，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当年毛泽东称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配合人民解放军武装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由于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卓有成效，到 1949 年初，厦大共有地下党员达 254 名，约占全校学生的五分之一，革命进步力量在学生中占了绝对优势，厦大俨然成了厦门的“解放区”。

1949年春，寒假期间，地下党组织鼓励共产党员上山下乡参加武装斗争，我再次投笔从戎，于2月间毅然脱下学生装，换上农民服，从厦门潜入闽南的安溪、永春一带山区，开辟新的游击区。我们先以中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农民中开展反征兵、反征税、反征粮的斗争，把贫苦农民武装起来。到六七月间，中共安溪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已经解放了安溪、永春、德化、大田、漳平、宁洋等县城，武装人员发展到2000多人，歼灭敌军2000多人，牵制蒋介石政府的正规军1万多人。我当时任中共安溪中心县委执委兼永 （春） 德 （化） 大 （田） 县工委书记。8月间，我随同闽粵赣边区纵队的参谋长王汉杰到福州，与南下大军第10兵团会师，迎来了闽南的解放，结束了叱咤风云的游击战斗生涯。

解放后，我从部队转业到福建省农业部门参加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先后在福建武平、大田、宁化等地区参加了土地改革。到基层农业部门的工作经历，让我对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和带领亿万人民翻身做主，过好美好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同时在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我也看到广大农民兄弟真心诚意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也让我对当年自己的政治选择，深感欣慰。

1974年，和平解放台湾的对台政策被中共中央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我又第三次“从戎”穿上军装，奉命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现改名“海峡之声”电台）任副总编辑，从事祖国统一的文宣工作。

此后，我又奉调北京，参加全国台联的筹建工作，并任全国台联专职副会长，至此，可以这么说，我的一生都在为台湾光复、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而奋斗。

1947年，我带着青春热血，决定到厦门大学就读，没想到竟与母亲30年多年的不得见。台湾有句民谣，“半屏山啊半屏山，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真实写照。

一家人生死不得知的30余年间，父亲随着大姐、二弟和我，在大陆生活，母亲则带两个妹妹和三弟在台湾生活。对儿女、爱人的思念，于母亲，更是残酷的煎熬。后来我才知道，30年间，母亲靠到家附近的寺庙拜佛求得心理慰藉。后来，在 1970 年代后期，我任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时，我大姐曾通过电台表达思乡之情，这样的声音通过电波越过海峡，杳无回音，但后来和母亲相见后才得知，其实乡下一位亲戚听到了广播，还特意跑到家中，把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些年正是菩萨和电波，支撑她有带着弟妹活下去的信心。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提倡两岸“双方尽快实现通邮、通航”，这让我们全家感受到“曙光”。1981 年，母亲辗转至美国旧金山，又从旧金山偷偷来到大陆。当年在机场，我和我的大姐、二弟，看到母亲走出到达口出口时，一家人不约而同地一边招着手，一边失声痛哭。这时的母亲已经74岁了，她从我们记忆中那个年轻的女郎变成一位头发全白的长者。这一次短暂的相见，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又是欣慰的。对父亲来说，在生命的最后时期，见到了母亲。这次短暂的团聚，只给了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时间。此后，母亲返回了台湾，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来大陆短暂会亲回台不久，一度病重。二妹来信告知，我申请回台探望。而台湾当局则以种种借口，不予批准。后来，母亲由旅居美国的三弟接到旧金山探亲，我和二弟才有机会与母亲再次相聚。1998年，我以福建黎明职业大学前校长名义，参加“大陆台籍教授团＂ 回到阔别整50年的故乡台湾。而苦命的母亲，已在1991年离开了人世……

一部两岸史，多少小家悲欢离合情。在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时刻，作为在党74年、来自宝岛台湾的儿女，我为自己有幸参与和见证祖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而自豪！不久将来希望我还可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