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德坤，著名考古学家，福建厦门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哈佛大学获考古学博士学位。1934-1936年，任教于厦门大学。本文系1936年郑德坤教授主持发掘泉州唐墓后所撰文章，于1939年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译者孙静，江苏宜兴人。现就职于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译文发表于《泉南文化》2022年第1期。
1936年春，泉州（官方称为“晋江县”）正动员数千人在其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建造一个大型运动场。人们偶然在地下十英尺处发现了数块长方形的砖块。这些砖块年代久远，有些曝露地面的还被工人们带回来了家。厦门大学附属中学的庄为玑教员在去公园时，恰巧遇上发掘，兴奋的他在现场找到一些刻有铭文和装饰纹样的砖块。为确保安全，他保存了大约10块。回到厦门大学后，他告诉了我这一发现。从他的描述，我判断那里有古墓。作为福建唯一一所大学博物馆——文化陈列所（university’s ethnological museum）的馆长，我认为躬身前往调查，确保古墓出土信息的准确，避免墓葬为工人们损毁是我的义务所在。
文学院院长周辨明首肯了我的提议，并为此提供了经费。他还在办公室当场签署了发往当地有关部门的官方信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林惠祥也被邀请加入我和庄为玑的考察队伍，一同前往调查。我们在4月14日（星期二），乘坐大巴前往泉州，大约下午抵达。当时运动场工程仍在进行中，幸运的是，墓砖并未引起工人们的兴趣。他们未再深挖到地下看看究竟还有什么。从东北到西南依次排列有四座长方形古墓。古墓由花纹砖砌筑而成。古墓封土层在考古发掘前已损坏久矣，但幸运的是，运动场的挖掘工程只是移开了一些砖块层。
在获得当地有关部门的允许后，考古工作自第二天下午开始持续了9天。每日在挖掘工地有4到10名工人。本次发掘所使用的设备均在当地采买，包括铲、锄、凿、筛、泥刀、软硬刷、米尺、相机等。本次发掘的目的是从墓坑中去除填土，辨识不同类型的墓砖和墓葬的结构，对墓葬出土的随葬品进行准确的记录，并确保考古工作的系统性。通过此项工作，泉州的历史文化的部分史实将得以被揭示。
在福建，拾骸迁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因此，在墓中发现没有尸体并没有令我们感到失望。然而，当尸骨在二次葬过程中被转移时，大量的陪葬品被毁坏了（下文将详述）。四座古墓形制相近，均为方形穹窿顶（图版2a）。墓室可分为两个部分。北部是存放棺椁的主室（图版2b），主要的随葬品集中位于墓室南部。墓室北部地面高于南部二十厘米。后者包括南面的拱门，和每面的拱形窗户（图版2c）。随着墓葬封土部分被毁，墓坑呈现一个十字型结构。（图版2d）。
墓砖有三个类型：用于铺设地板的素面砖；用于砌筑墓墙及门窗的花纹砖（图版3）；以及主要在拱门（窗）发现的铭文砖。其中，铭文砖为古墓提供了确切的年代：
（1）贞观三年岁次己丑，即公元629-630年。
（2）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廿五日葬，即公元630年2月12日。
（3）岁次癸丑，具体年代不明，可能是公元593年，或是六十年后的，公元653年。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古墓大约是在公元629-630年建好。因为这些古墓、墓砖和陪葬品相类似，且墓被以合适的秩序依次排列。
墓砖的图样饰于其某一砖面，有多重不同的图案：青龙、朱雀、玄武、双鱼、蕉叶、草、藤、菊花、钱、旋轮、球、簸箕和其他几何装饰物（图版3a-c）。砖砌拱门（窗）的砖是楔形的（图版3d）。74件陪葬品被公开：14件来自墓A，12件来自墓B，45件来自墓C，还有3件来自墓D。大部分出土随葬品都有损坏，或散乱分放在空地，或放置于靠近墓室东窗的位置。他们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分为18个类别：
还有一些比陶罐损坏更严重的金属器。他们主要在墓A中被发现，如下：
这次考古挖掘的方方面面都引发了学生们对中国文化或泉州历史的兴趣。我仅在本论文中呈现两个观点：明器的重要性，以及本次挖掘在总体上对于泉州历史的重要性。
上古以来，中国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仍存在，只是被迫退居到另一个时空中。相应地，死者的亲朋好友常常会在墓中放置明器，即包括房屋、仆侍俑、家禽家畜、工具、器皿等的模型，甚至还有钱币和装饰品，以便不幸的灵魂能够被给予足够多的如他生前生活拥有的物品。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延续至今。一开始，墓葬使用的是真实的物品和用具。自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5年）始，它们被陶罐取代，到唐代（618-906）便发展成为一个个杰出的艺术品。从宋代（906-1127）起，纸模开始被使用在墓葬中。今天，这些纸模还包括摩托车和飞机。
泉州中山公园唐墓出土青釉唾壶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
陶罐模型（如今被称为“明器”）的研究，近来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它已经引起国内外普遍的关注。【1】以下为其中最为卓著的研究工作：
劳费尔：《汉陶》，莱顿，1909；《中国陶俑》，芝加哥，1914。
滨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东京，2卷，1927。
亨慈：《中国明器：研究中国古代之信仰及民俗》，伦敦，1928。
（笔者几年前就开始一项严谨的研究工作并写作了两篇论文：《中国明器》由《燕京学报》第一期（1933）刊发；《中国明器图谱》则在厦门大学集结出版。参考书目可详见于此。）
陶器研究如今已获有趣的进展。的确，早在汉以前，陶器被生产和使用，但直到汉文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56）首倡并在其寝陵中率先使用才开始变得流行起来【2】。汉代陶工精于制作顶尖的墓室和用具模型。他们也会制作人佣和家畜佣；当然这些明器一开始较为简陋粗糙，大部分也失于比例。佛教的传入和由北方入侵而带来的希腊——印度雕塑艺术，对六朝（222-589）及后世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潮流下，明器逐渐地发展，并在唐代达至顶峰。
由此，我们应当注意到泉州唐墓的建造、砖之纹理、陪葬品的装饰和样式都与汉代明器惊人的相似。（考古所见的）三枚五铢钱，为唐以前所使用，即可使我们确信此墓早于唐代。然而，砖的铭文又清晰显示它们为唐初期所制。1928年，闽北福州的叶长青先生在查阅可靠的文献后认为豹屏山土圹年代约为唐末至五代时期（906-960）。【3】我则倾向于认为，黄河流域的明器断代难以被准确应用于中国其他地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有其他类型异于中国东部和西部。
泉州陶器生产所使用的材质值得投以更多的关注。他们与北方汉唐器物所使用的材质截然不同。汉一代，泥质灰陶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成品通常覆有不同的釉色。相同材质在同一窑口中受到超高温，化学变质就会发生。陶土将玻璃化，铁元素形成一种红灰色。有时候，也会产出绿釉。另一批陶制品含有脆性红白色材质覆有淡绿色釉。技术分析证实此二种材质陶器含有几乎所有的陶瓷属性。因此，劳费尔后来断定此（绿釉）为中国陶瓷的开端。【4】另一方面，唐陶的材质即为此二种。一种是软粉陶，普遍覆有釉，而另一种为硬白陶涂有变色釉。后一种陶器乃是陶瓷器的绝佳典型。
泉州陶瓷有四种不同材质的釉料：优质的浅灰黑釉，优质的深灰绿釉，粗黑紫釉以及粗黑灰釉。虽然后两种陶器的材质比汉陶更优良，然而成品却比汉陶更粗糙，更远不如唐白陶。西晋（265-316）晚期，随着中原汉人迁移至福建，随之而来的是陶制品生产艺术。由于远离北方家园，他们不得不被迫使用本地材质来完成作品。
泉州中山公园唐墓出土青釉莲花型烛台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
泉州陶瓷的装饰承袭于汉代：雕刻的线条、构图以及淡绿釉。龟形便壶便是写实主义艺术的一个好案例。直至今日，闽南便壶亦被称之为“溺鳖”。遗址中发现的黑釉瓷制作粗劣，几乎不见釉面的光彩。每个喜爱中国陶瓷的人都知道著名的宋代黑瓷产于福建，名为“建窑”。黑瓷仅于唐朝之前稍早在闽南被发现。泉州陶瓷的发掘却首次表明未必如此。然而，确实是在福建北部的陶工采用之后，黑瓷才开始蓬勃发展，逐渐在宋代的建瓯县建造了建安窑，遂至顶峰。同期，窑口又移至本省的建阳县。因而，我们已发现早于著名黑瓷的前身。
泉州是中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海洋商贸中心之一。它以“刺桐“城，闻名于西方旅行家和商人之中。每个读过《马哥孛罗游记》的读者都会记得这位伟大的威尼斯商人以极富热情的笔调写过刺桐城：“在城中……是刺桐的避风港，印度商船来往穿梭，带来香料和琳琅满目的昂贵货物。这里也常会遇到称之为‘蛮子’的商人 （南宋汉人称呼蒙古人的用词），于此进口数量惊人的货物和珍贵的宝石珍珠，并经此地转运。我敢肯定一艘满载胡椒的船只开往亚力山大港口……目的地为基督教世界，与此同时百艘埃及航船也在驶向刺桐港：这一世界商贸最伟大的两个港口之一。”【5】马哥孛罗的描述毫不夸张。他同时代的一位来自摩洛哥的作家，依宾拔都他，大约在1346年左右写道刺桐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港口之一。在他看来，是最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所见当时停于港口的船只超过一百多艘一流大帆船以及数不胜数的小航船。【6】我们也从中文文献中得知刺桐城是南宋至元朝年间（1127-1368）最伟大的中国港口城市。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7】船舶如房屋般大，万舸竞发于此，如天空中的巨型云朵般。【8】刺桐史迹和泉州文物近来已经获得了汉学家们的关注。1925年，一批来自厦门大学的中外学者前往泉州进行调查并出版了他们对这座浪漫古城的研究成果。这些人包括顾颉刚、陈万里【9】、张星烺【10】、艾锷风和戴密微。桑原骘藏教授也对刺桐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关于蒲寿庚【11】——一位领导了刺桐的海航时代却背叛城市而向蒙古人投诚的阿拉伯人一一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作出了极精彩的贡献。艾锷风和戴密微则对刺桐双塔做了细致的研究工作。《刺桐双塔》由哈佛燕京学社于1935年出版。
西晋末年，匈奴入侵中原，将整个王朝搅动失序。数十年后，拓跋鲜卑人挺进了（今天的）山西省，入侵北方中国并在386年统一了国家的北部地区。汉人无法忍受新统治而向南迁移，在长江以南寻求避难所。流传于泉州的一个传说表明汉人来自于晋朝时，并将他们所定居的河流命名为晋江，意为晋朝的河流，以此来缅怀逝去的前朝。【12】此区域唐墓的挖掘为此传说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墓的建造、砖纹和明器都暗示了这批文物应早于唐代。胡肇椿在广东有类似的发现，【13】砖上刻有晋朝的铭文。
考古学在中国首次出现在宋代。很多著名学者将这一脉研究称为“金石学”，即专注研究青铜器、玉和石刻的研究。古墓中的陶瓷明器常被忽略。直到三十年前，罗振玉先生才开始对此加以关注，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大部分由其个人收藏的181件器物的《古明器图录》。在序言中，他自述自1907年起便开始了此类收藏。这立马起了海外商业机构和洋人的注意。如今已经有成百上千件的明器流落至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汉学家们业已开始系统研究。
《中国明器》，第23页。
叶长青：福州豹屏山土圹瓷器出土记，《东方杂志》，第25卷，第18期，第91-94页。
《中国陶瓷开端》，第95页。
亨利玉尔、考狄：《马哥孛罗游记》，第234-235页，转引自《刺桐双塔》，第3页。
亨利玉尔、考狄，《中国与通往中国之路》，第118、119页，转引自《刺桐双塔》，第3页。
吴自牧：《梦梁录》。
夏德、柔克义:《赵汝适》，第3页。
《闽南游记》，上海，1926。
《泉州访古记》，《地学杂志》，17卷第1期，北平，1928；《中世纪泉州状况》，《史学年报》，北平，1929。
桑原骘藏，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上海，1929。
《泉州府志》，乾隆版，山川篇；《福建通志》，同治版，川，第57页。
《发掘西村大刀山晋塚报告》，《考古学杂志》，广东，1932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