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学时代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邓拔奇，又名伯奇、滕伯、邓岗、白希，1903年6月4日生于怀集县甘洒乡高富村一个殷实之家。当时怀集县归广西治辖，现属广东省肇庆市。邓拔奇的父亲邓若星是清末秀才，在县城经营一家“振兴书店”，注重子女培养。邓拔奇是长子，自小读私塾，1915年12岁时考入县立高等小学，中学时代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追随时代潮流的爱国青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拔奇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加进步师生组织的“讲学会”，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并于当年10月1日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带领学生上街、下乡演讲，号召社会各界抵制日货，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弘扬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封建旧礼教。

1921年7月，邓拔奇在怀集中学毕业后，于次年春到上海浦东中学补习，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还积极参加“两广”（广东广西）留沪同学会组织的进步活动，开始较系统地研读《新青年》、《共产党》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刊。

02

1922年秋，18岁的邓拔奇考入厦门大学预科，后就读法科。次年暑假，邓拔奇回家度假，父母亲要为他完婚，并以断绝上学经费相逼迫。为继续求学，他违心同意结婚。拜堂那个晚上，他对妻子说：“我们的婚姻，是几千年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压迫与束缚的结果。我是许身于革命事业的青年，要继续求学，不能在家陪伴你。如果你愿意回娘家，可以回去另嫁。如不愿回去，也可留在我家，我要让父亲送你去读书。女子也应该和男子一样有读书和独立的权利”。他为妻子起学名叫谢惠民。在邓拔奇的坚持下，其父终于同意把谢惠民和妹妹送到县城，请了一位教师到“振兴书店”教她们读书识字。这年暑期过后，雷经天也从广西南宁考入厦大预科。邓拔奇与雷经天在校读书期间交往密切，在与雷经天等学生运动领袖积极组织校园内的学生革命活动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03

1924年冬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当年7月，邓拔奇终止了在厦门大学的学业前往广州，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所领导的宣传队，并任小组长。联合会会长由时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毕磊担任。同时他联络在广州的怀集进步青年，成立“怀集留穗同学会”，出版《怀集青年》，起草和发表《告怀集青年书》等文章，呼吁：青年要猛醒，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做革命先锋。这时期，邓拔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春节后，共青团广东区委安排邓拔奇到广宁县开展团的工作。5月30日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爆发，又调他回广州参加声援上海罢工斗争的工作。6月23日，他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广州各界10余万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的游行。盘踞广州沙面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对游行队伍进行疯狂扫射枪杀，史称“沙基惨案”。邓拔奇在此次示威游行中目睹许多同胞惨遭帝国主义屠杀，奋不顾身地抢救遭难同胞。惨案激发起他的反帝怒火，便积极参加“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是年7月中旬，他返回怀集募捐支持省港大罢工，并得到父母支持，将得到的600银元汇寄给省港大罢工委员会。

不久，共青团广东区委又调他到广宁县领导青运工作并担任团县委书记，再派他到怀集领导青年和农运斗争，开展社会调查，成立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息。邓拔奇向中共广东区委报告了怀集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派农民代表到广州，向广东省农民协会请求派员来怀集指导成立农民协会，扩大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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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邓拔奇被派往广西梧州参与组织各界进步青年报考留俄孙文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工作，当月他带领被录取的留俄学生40余人赴广州，在惠爱东路可园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开设的留俄预备班补习俄语。学习期间，他与廖梦樵一起创办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会刊《疾呼》等杂志，发表大量革命文章，他还在留俄广西学生会中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介绍一批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在启程赴俄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留邓拔奇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他顾及大局服从党的决定，放弃已考取的留俄学习机会，留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参加广东的工农运动，并担任党的基层和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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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的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广东、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两广”。当时广西党组织归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是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邓拔奇同廖梦樵到梧州，组建中共广西地方执行委员会，后称中共广西地委。由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组织部部长、共青团广西地委书记。期间他机智沉着地奔走于广西各地，为广西各地党团组织的恢复重建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广西党组织再遭严重破坏，地委书记廖梦樵等被捕后惨遭杀害。当时中央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邓拔奇等也发动广西苍梧道4县农民武装举行暴动，给新桂系军阀的“清党”屠杀政策以沉重打击。农民暴动武装攻打桂平县城失败后转入十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10 月邓拔奇继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者。11月26日，广西地委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迅速发动暴动，牵制新桂系军阀部队入粤，策应广州起义。邓拔奇立即召开地委会议，制定广西冬暴计划。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消息传来，邓拔奇领导的广西农军举行武装暴动，袭击桂系地方武装。翌年1月中旬，暴动失败，40余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

1928年1月24日，中共广西地委改称特委，邓拔奇任特委书记，抓紧整顿重建广西各地党的组织，训练干部，发展数百名党员，秘密组织农民武装。此时，新桂系军阀正在大举“清乡”，残酷“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游击队和农军武装。特委组织与武装再遭破坏，特委常委3人被敌人杀害，1人叛变，仅余邓拔奇一人。

当年6月1日，邓拔奇在贵县主持召开广西特委扩大会议改选特委，广东区委委员恽代英到会指导，邓拔奇作广西党组织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朱锡昂为书记，邓拔奇等 6人为常委。会后，邓拔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会议情况，并向中央提出建立广西临时省委的经费预算、宣传、安全等问题。

根据中央指示，从 1928 年 9 月起，中共广西特委改为广西临时省委，邓拔奇为省委委员。他积极做好发展党组织工作，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发展广西工农武装。由于叛徒出卖， 11 月 29 日省临委机关遭到破坏。邓拔奇脱险后即回怀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并摆脱敌人追捕转赴香港。12月后到广西玉林同朱锡昂等组成广西临委办事机关继续领导全省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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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1月，邓拔奇赴香港汇报工作，中央决定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邓拔奇刻苦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与同学们讨论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鼓励“两广”同学：“我们都是许身革命的职业革命者，能来赤都留学深造不易，只有学有所成，来日回国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留学期间他与广西留俄学生莫佩琼(兰英)相爱，互相鼓励，立志做个社会改造者，把人生献给党的事业。

1929年秋，为了加强对广西革命斗争的领导，党中央电令邓拔奇回国速返香港参加广东省委工作。邓拔奇抵港后，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建立了省委指导广西工作的联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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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

193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遭破坏，2月2日重建新省委，邓拔奇担任省委秘书长。3月29日广东省委改组为两广省委，邓拔奇为省委委员兼秘书长。他先后与李富春、蔡和森等省委领导人一起，为健全省委指导机关、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营救被捕同志、救济殉难者家属、发展两广革命斗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时，党中央派莫佩琼由沪赴港协助邓拔奇工作，并批准他俩结为夫妻。5月6日，两广省委鉴于“右江工作需加紧，决定邓拔奇即去巡视”，并指导广西特委工作。邓拔奇受命后，与莫佩琼以生意人身份，经湛江、玉林、南宁到右江红军游击区。这时，桂系军阀正对右江苏区发动第一次大“围剿”，交通中断，敌军严密封锁，邓拔奇一行无法进入东兰、凤山苏区只好折回南宁。1931年6月15日，邓拔奇根据党的策略和当时的斗争情形，在给中共右江特委与红二十一师党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给右江苏区造成的严重损失，一再指示右江党组织“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一切的错误”和“实行工作上的转变”，以求集中全力组织恢复东、凤两县政权的运动，巩固这一革命根据地以开展全右江的工作。1931年6月中共广西特委改为郁江特委，9月26日至10月2日，邓拔奇在邕宁县吴圩七坡村主持召开郁江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指出郁江党组织的总任务是冲破敌人的“清乡”、“围剿”，强调广西是农业省区，“农民运动成了广西的中心工作之一，与城市的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只有重视农村斗争，才能促进广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他在七坡村开办干部短期训练班，又在吴圩成立广西工农游击队第五大队，郁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有所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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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在广东东江壮烈牺牲

1932年春节前后，两广省委决定调邓拔奇到东江苏区参加大南山的武装斗争，邓拔奇在东江特委《东江红旗》刊物发表《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从革命人生观、党性原则等八个方面阐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条件，号召共产党员要“认定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为党工作”。

1932年秋，广东军阀陈济棠调张瑞贵、张达两个师以大南山为重点向东江苏区发动新“围剿”。10月9日晚东江特委转移到田墘村，准备在10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不料次日早上七点半遭敌包围，邓拔奇等3位特委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邓拔奇牺牲时年仅29岁。

如今座落于广东肇庆怀集县甘洒乡高富村的邓拔奇故居，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