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大南新村3号楼

杨明志详细地向我讲述他家的祖屋 —— 大南路3号的历史。大南1号、3号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为杨明志的祖父杨孝西先生所建。上世纪90年代，校园重新规划1号楼被拆除了。100多年来，3号楼始终是杨家的寓所，杨家从来没有离开祖屋。因此，3号楼成为大南新村的缩影，杨明志家庭三代人是大南新村历史的见证人。3号楼占地面积约一亩，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造价五百圆大洋。楼房附属一座平房（土地使用面积79平方米，建筑面积48平方米）。整栋别墅用整条花岗岩筑成，壮观秀美。半月、弯弧的窗棂设计，加以平台勾栏、钢花纹饰、水泥透雕。窗户不用玻璃，而是用牡蛎壳压制的小片编串连成，经百年保持原貌。窗外均有装饰性金属护栏与遮雨设施，楼房有前后大阳台，由罗马式水泥柱支撑，栏杆用空心镶嵌式绿色瓷面的瓶摆围成。屋顶天台铺盖红砖，房门、家具古色古香。别墅有很宽大的庭院，周边是高大的围墙，大铁门在大炼钢铁年代，半夜被人偷偷锯掉，送进炼钢小高炉。庭院藤蔓交缠，神秘、幽静而宁馨，别有韵味。大南3号是我们童年时代上学的必经之路，清晨我上学顺路在大门外招呼一声，明志就会背着书包跑出来，一路结伴到学校。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院子里的3株龙眼树， 70年前，我们就在树下玩捉迷藏，攀墙爬树摘龙眼。主人告诉我，这3株龙眼树在别墅兴建时期就种下了，现在算起来也是百岁高寿，依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它们分别有个好听的名字：“福眼”（果实粒大饱满）、“蕉眼”（青皮薄且香）、“鸟眼”（粒小而甜）。今天，我们年逾古稀，不会再盯着老树枝干上是否有可以享用的龙眼，而是凝视着这几位“百岁老人”，抒发思古之幽情。百年老树默默驻立，奉献果实，遮风挡雨，见证别墅的今昔。进入大楼的大厅，一面墙壁上挂着杨家三代主人的大幅肖像，杨明志逐一介绍。杨家居住3 号楼的第一代杨孝西先生，早年以“福泉南”为商号，在菲律宾经商做生意。杨老先生是华侨兴业公司的股东、董事，协助料理华侨兴业公司在厦门的业务，参与大南新村的规划与兴建。日寇入侵后厦门沦陷，商贸屡遭挫折，杨孝西出走菲律宾。女主人黄术（又称杨黄术娟），大半辈子居住在大南3号，主持家务。抗战胜利后，厦大从长汀复员回迁，汪德耀校长在极其困难的关头，带领师生员工，完成学校的复员回迁任务。其间得到本地侨界的大力支持，其中就有这位深明大义的业主，识大局，顾大体，将自家名下房产大南新村1号和3号，除保留自己居住的3号楼一层之外，全部交给学校安排。当时双方只是以口头形式达成协议，大南新村由学校代为修葺，作为教员家属宿舍。50年代初王亚南校长曾经在3号楼短暂居住过。50、60年代，章振乾教务长、未力工副书记先后居住在3号楼二楼。几十年来老太太与学校领导友好交往，同周边邻里和睦相处，有口皆碑，受人敬重。当年周边居住的教授家属、东边社与顶澳仔一带的老人，还都记得这位八旬高龄的裹脚老太太，亲切地称呼她“西婶”。杨家第二代是杨明志的双亲杨庆茂、吴毓梅。杨庆茂先生早年在菲律宾经商，往返福建与菲律宾，1954年回国定居，一直居住在大南3号。杨先生爱国爱乡，热心参加当地村民扫盲等社会公益活动。他支持教育事业，参与厦门华侨中学的筹建，出任侨中校董。1956年他应邀赴京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观礼，当选厦大所在地思明区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厦门市侨联委员。吴毓梅女士40年代末嫁入杨家，50年代初，在寓居杨家的王亚南校长鼓励下，吴毓梅报考厦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新厦大第一位已婚又带孩子上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厦门专科学校和中学任教。至今，两位儿媳苏细柳、吴拾芳提起婆婆，赞誉有加：出身鼓浪屿，温文尔雅，知书达礼，待人恭谦，彰显大家闺秀气质。杨家的第三代是杨明志四兄妹。“文革”时期，杨明志及两位弟弟，失学在家。长兄杨明志和他的爱人苏细柳是东澳小学、华侨中学的同班同学，其后结伴上山下乡到闽西武平县，在山区劳动、就业10年，后来赴香港定居。转眼40多年，退休养老，仍然恩爱如初，他俩是货真价实的发小与老伴。今年春天，小学同学聚会，杨明志为我们演奏小提琴《新疆之春》《云雀》，苏细柳演唱《友谊地久天长》，仿佛回到童年，伴随着古刹隐隐约约的晨钟暮鼓，从大南3号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还是那么动人心弦。正是：青梅竹马相识相知谱恋曲，白头偕老相随相守结同心。杨明志的二弟杨明宜很有艺术天赋，他的油画作品集结成册，饱含浓厚的欧洲古典风格，获得很高的评价。杨明宜前几年病逝，三弟杨明强亦英年早逝。现在居住大南3号的是杨明强的夫人吴拾芳一家子。杨明志的妹妹杨明宛，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考入厦大，是外贸系1979级学生。她与陈铿同窗，完成本科、硕士学业，结为连理，留校任教。后来一同到香港创业，事业有成。陈铿曾任厦大旅港校友会理事长，夫妇热爱母校，热心校友会工作。

大南3号，有两个特别值得回忆的故事。在学校的校史纪念馆中，记载大南3号的一段革命历史。大南新村3号 —— 历史上的门牌号是大南路16号 —— 曾经是中共福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省委与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地点。大革命失败后，根据省委组织决定，1929年中共地下党员肖炳实以教授身份和社会地位作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肖炳实一家三口，就是租住在大南路16号，省委军委秘书陶铸是他的直接联系人。每当省委开会，肖炳实负责放哨，保护会议安全。肖炳实的夫人负责购买食物，供出席会议的同志进餐，肖炳实的儿子肖纯在楼外周围望风。叶飞、廖华（陈国柱）等领导同志，都曾在此召开会议。这是福建省委领导全省开展革命斗争的高层次聚会场所，又是福建省委与党中央联络的重要机关。每逢中央派人来厦门，都由肖炳实接待，将其安排在家中。中央拨给省委的活动经费，也是从上海转到这里。厦门大学成为省委开展隐蔽工作、指导全省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在3号楼的大厅墙壁上挂着一幅肖像，是一位年轻英俊、西装革履的民国范儿。杨明志自豪地介绍，这是他的四伯杨庆寿。杨庆寿毕业于黄埔军校，懂得多国语言，二战时期，杨庆寿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馆见习领事。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竭力为国内抗战筹款，将华侨捐款2400万比索（1200万美元）安全地送回祖国，交付国民政府；购买药品，军需物资，组织海外热血青年回国参战。总领事馆与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队伍也有联系，在当地宣传国内抗战局势，报道平型关大捷、南京大屠杀，极大地激发当地同胞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热情。1942年1月，寇占领马尼拉，包围总领事馆。杨庆寿义无反顾返回总领事馆，与杨光泩总领事等官员一道，坚守岗位。总领事馆全体中国外交官员被日寇逮捕，投入监狱。他们不愿背叛祖国，不与日寇同流合污，50多天，受尽骇人听闻的酷刑，4月17日，被日寇枪决，英勇就义。杨庆寿牺牲时年仅27岁。1947年7月7日，菲律宾政要、各国领事、华侨团体以及侨胞5000多人，为8位英烈举行公祭，烈士的忠骸由专机运回祖国安葬。杨明志的三弟媳吴拾芳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从抗战胜利到21世纪初，漫漫60年来，杨家全家多方打听并多次前往江浙一带寻找烈士忠骸，虽不能如愿，但从未放弃。吴拾芳说，转机出现在2008年，她随旅游团到南京，再次前往雨花台管理处询问，一录入电脑资料库，“杨庆寿”三个大字跃然眼前。她说，刹那间，悲喜交集，不可自抑，随即奔向毗邻雨花台的菊花台。在菊花台烈士陵园，8座烈士坟墓修葺一新，“杨庆寿烈士之墓”赫然矗立其间。国务院民政部在南京市菊花台公园修复了烈士墓和烈士纪念馆，并在1989年12月2日颁布革命烈士证书，褒扬抗日英烈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杨家由衷感激党和国家，维护抗日烈士的英名和尊严，顺遂烈士亲属多年的心愿。

今日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全景图

辞别杨明志，走出大南新村3号大院，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对大南新村的回忆，激起我对大学建筑与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深思。厦大思明校区的两个楼群 ——“群贤楼群”与“大南新村”，反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群贤楼群”是陈嘉庚校主创造性设计、建设的校舍，包括厦大校园里的建南楼群、芙蓉楼群，还有集美学村的众多校舍，均属于“嘉庚建筑”风格。陈嘉庚在群贤、同安、集美三栋楼的屋盖，首创当地泥土烧制的独特的“嘉庚瓦”，替代进口水泥制作的“洋瓦”。人们形象地将它们比喻为“头戴斗笠，身着西装”，表现出中西合璧、创新创意的鲜明特点。另一个是以“大南新村”为标志的建筑风格，姑且称之“大南建筑”风格。大南新村是侨商各自选择设计方案自建的私家别墅，因而没有采用校园建筑常见的对称布局，使得建筑造型显得舒展、灵活。鼓浪屿的杨家园别墅、容谷别墅、石狮市的杨家大楼（“六也亭”），与大南新村的建筑风格相同，大体上复制上个世纪20、30年代菲律宾的建筑模式，传承意大利的巴洛克风格。然而，“大南新村”与“群贤楼群”建筑风格各异，其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个楼群都融合南洋建筑风格与闽南建筑的基本元素。大南新村虽没有群贤楼群最为典型的“三川脊歇山式”屋顶，但其出砖入石的整体结构，楼立面以白石红砖构建，石筑墙体与红砖墙面结合，造型上采用简化的西式柱体与石构窗户，与群贤楼群如出一辙。两个楼群在继承闽南红砖民居特色的基础上，融合西洋式、中国式的多元建筑风格，博采众长，体现上个世纪初期南洋流行的华侨建筑风格。百年黉宫，巍然屹立，陈嘉庚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所形成的建筑观念与厦门大学的办学理念是相通的，体现在历任校长 —— 林文庆、萨本栋、汪德耀、王亚南 —— 身上，他们既有深厚的西方教育背景，又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因而都特别重视中西文化结合。林文庆校长是英国医学博士，重视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科学与国学并重，致力于中西兼容的办学理念。1926年，林文庆校长创办厦大国学研究院，亲任院长，延聘林语堂、鲁迅、沈兼士、顾颉刚等名师，开创的学术传统影响了一代代厦大学人。王亚南校长与郭大力先生翻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针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写出《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鸿篇，奠定了厦门大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排头兵地位。这一切，充分展示厦门大学坚守中华文化为之本，吸纳外来文化为之用的文化和精神底蕴。在厦大思明校区，“嘉庚建筑”与“大南建筑”风格，是多样性的统一 —— 和而不同。18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有句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厦大校园的“嘉庚建筑”与“大南建筑”，好比是宫、商、角、徵、羽配合，达到五音共鸣，方才是美乐。“嘉庚建筑”为主旋律，配置“大南建筑”次旋律，主次分明，组成华美的乐章，回响在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里。

“大南新村”与“群贤楼群”同命运、共患难，兴建于同一个年代的同一片土地上；同样遭受日寇的践踏，共同度过危难关头；一起迎接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厦大校舍的诸多基址，曾经是华侨兴业公司的地产；至80年代，业主的继承人将大南新村十之有七捐赠给厦大。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起的是，两个楼群在同一个年代，都蕴含着红色故事。1926年2月，罗扬才、罗秋天和李觉民等3名共产党员，在群贤楼群囊萤楼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正式成立，这是福建省最早成立的中共党组织。1929年秋至1931年夏，肖炳实以教授身份和社会地位作为掩护，在大南新村3号楼建立中共福建省委聚会秘密据点，这是当年福建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络机关。大南新村坐落厦大校园，家园融入校园，校园包含家园，家园、校园合为一体 —— 共生共存。《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把包括“嘉庚建筑”与“大南建筑”在内的厦大建筑视为形而下之“器”，那么，形而上之“道”则是厦大建筑所承载的厦门大学的历史文化与大学精神。厦门大学的大学精神是什么？作为一辈子生于斯、长于斯的“厦大土著”，我认为：纵观厦门大学百年历程，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高等学府，从陈嘉庚校主创办学校，到內迁长汀办学，从新中国成立获得新生，到改革开放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百年学府与“侨”息息相关。厦门大学的创建得益于“侨”、建筑得益于“侨”、文化得益于“侨”，体现学校独一无二、一以贯之的以“侨”为首的“侨、台、特、海”办学特色。以建筑物为例，一个世纪以来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爱国侨胞捐款建楼。20、30年代的群贤楼群，50年代的建南群楼、国光楼群、芙蓉楼群、丰庭楼群等，80年代以来的嘉庚楼群、华山楼、克立楼、建文楼、联兴楼、蔡清洁楼、华侨之家、佘明培体育馆、王清明游泳馆、李文正楼、恩明楼等。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之初的25年间在思明校区，仅捐建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宿舍、运动场所，建筑规模多达10万平方米。这么多的留名与不留名的爱国侨胞为厦门大学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义举体现陈嘉庚的伟大精神。一座座厦大建筑，宛如群星灿烂，照亮“南方之强”的天空。

百年学府从私立厦门大学、国立厦门大学到今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厦门大学，秉承陈嘉庚先生“救国之道，唯在教育”的办学宗旨，坚定不移地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方向迈进。这就是厦门大学有别于国内外老牌大学、名牌大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厦门大学的大学精神！

大南新村，犹如一砖一瓦，嵌入今日拥有200余万平方米的厦大建筑之中。大南新村的每一栋古厝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都记录着历史给人们留下的珍贵的记忆。物是人非，多少故人已经远逝，多少故事已经遗失。但是，“建筑是无声的语汇”，大南新村没有消失，她的故事不会被忘却。

谨以此文，记忆大南新村的故事。

2023年6月24日 初稿

2023年7月24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