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当代泉州的历史文化脉络，无法不回到20世纪初开此风气的“筚路蓝缕”者们。这些在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艾锷风（G.Ecke）和戴密微（P.Demieville）均曾于20世纪20年代先后访古泉州。

学者汪毅夫、洪峻峰和陈桂炳都相继论述过1926一1927年间的厦大国学研究院与当代泉州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根据他们的研究，第一次访古调查（1926年10月31日一11月3日）由张星烺、艾锷风和陈万里同行，第二次访古调查（1926年12月15日一24日）有顾颉刚、陈万里和王肇鼎同行，第三次访古调查（1927年1月16日一19日）有陈万里、孙贵定和孙早因三人同行。他们的研究成果相继有：1926年11月5日给校长林文庆汇报书【1】、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闽南游记》)【2】、张星烺《泉州访古记》【3】《中世纪泉州状况》【4】、陈万里《泉州第二次游记》(《闽南游记》)【5】、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泉州风俗调查记之一)》【6】《泉州的土地神（泉州风俗调查记之一)》（续）【7】和《天后》【8】，以及艾锷风的《刺桐双塔》【9】，王肇鼎的《泉州传说》未能出版。

在厦大国学研究院的三次访古中，顾颉刚和王肇鼎专注民俗和神迹的调查，考古学出身的陈万里则专注文物遗迹和碑文石刻。张星烺专注中西交通史研究，与陈万里的旨趣不谋而合。两人都颇爱造访泉州古迹。而艾锷风念念不忘的则始终是开元寺的古塔。张星烺和陈万里的访古和游记后世传播最广。中国的田野考古萌芽之前，这类有历史考据的散文式游记较为盛行，与基于田野发掘、分层断代和文物分析的考古学报告有所差异。这类介于考古报告与普通游记之间的还有叶长青1928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福州豹屏山古圹瓷器出土记》【10】。不过，陈万里和张星烺已经相当注意收集石碑、石刻、雕刻拓片，还曾与市政局交涉搬运大街上阿拉伯文残石至厦大国学院【11】。以今日观点视之，可以说是，深具文物保护意识。但这类访古散记还称不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田野考古报告。

汪毅夫和陈桂炳二人文章都关注厦大国学研究院对当时泉州文人的启蒙性意义。汪文认为“该院研究的热点，于今视之则是‘泉州学’研究的起点。”【12】陈文还关注到了承袭厦大国学研究院影响的泉州本地学者，如受顾颉刚鼓励于1928年暑假开始收集泉州民间传说的吴藻汀，曾在国学研究院同期就读厦大的吴文良以及吴文良的挚友、厦大历史系毕业而后撑起了泉州地方史志研究的庄为玑先生【13】。但厦大国学研究院的学术遗产如何切身影响了泉州文人，还尚未有基于更多历史细节的调查研究。然而，在历史遥远且深沉的迷雾中，一位才华卓著的青年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先生浮出了水面。他于1936年的春天，主持发掘了位于泉州中山公园的唐墓，并将这批文物运回厦大，使之成为日后由林惠祥创办的厦大人类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德坤（1907-2001），是20世纪最富盛名的考古学家、汉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厦门鼓浪屿。1926年，郑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在顾颉刚、容庚、洪业、张星烺等名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几种重要的古代舆地图书【14】。1934年，他任教于厦门大学，创办了中国文化陈列所。后，郑先生又在华西协和大学任职并在四川展开考古和博物馆工作。1951-1974年间，郑德坤远赴英伦，教授东亚考古美术史，还涉足沙捞越等东南亚考古工作。1974年后，郑先生回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开拓了香港地区田野考古学。

作为上世纪蜚声国际学界的考古学学者，郑先生的考古学起点之一在福建。在郑回厦之前，执教于厦门大学的林惠祥教授虽然已在厦门蜂巢山、南普陀山等地做了一些考古调查，但福建省内一直未有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15】。在学者吴春明看来，泉州唐墓的考古发掘“在70年前考古工作一片空白的福建推行，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贡献，开启了福建考古的一方风气之先。”【16】

郑德坤先生的学术底子是古史，早期在燕京大学时受顾颉刚、张星烺和洪业等人的教导围绕《山海经》和《水经注》开展研究。他任职于厦大历史社会学系时所教授的主要科目为中国上古史、文化史、考古学和历史地理，亦可见其专长之处。郑先生离开燕京大学赴任厦大期间，与顾颉刚交往甚密。顾颉刚于1927年离开厦大国学研究院的过程并不顺利，曾两次登报问询林文庆校长停办原因并称“在此三月中勉为国学院打好根柢，使后来者有辙迹可寻，不致一蹶遂绝；暑假之后，即奉身而退。”【17】他甚至有些负气地在给沈尹默与沈兼士的信件中写道：“厦大方面毫无学问气味，不值得留在此地也。”【18】他曾向冯友兰坦言：“我自毕业后，竭力要找一读书的境界，但无往而不受挫折。”【19】

因此，在郑德坤任教厦大期间，顾颉刚在信中一面讨论史地研究与禹贡学会的情况，一面也劝诫他教书之余不忘学术， “厦门固可做事，而又不适于作研究”【20】。从他的书信中，与福建学界保持紧密联络主要有：郑德坤、薛澄清以及叶国庆【21】，三人皆为燕京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位是厦大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魏应麒。郑、薛、叶三人均任教于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在留洋归来、时任系主任的林惠祥教授的带领下，综合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旨趣，逐渐呈现综合性大文科的风气，和现代学科的新气质。

自厦大国学研究院谢幕后，闽地主要有两波学术力量，一是由薛、叶二位主力创办的《嘘风》。《嘘风》（1933-1934）以“收集闽地史料，讨论闽地问题”为宗旨，虽然只创办短短两年，但却在当时号召了一批文史同仁，形成了一股浓厚的治学风气；一是由祖籍晋江的谢云声主办的《思明日报》副刊《民俗周刊》，围绕《周刊》团结了一批从事民俗、歌谣、传说研究的地方学者。谢云声受顾颉刚影响最深，他后来出版了《闽歌甲集》。两拨学者以刊物为阵地，团结研究旨趣相近的学者，收获一批研究成果。这是闽地所出现的现代学术共同体的雏形。1930年，在给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的序言中，谢云声遗憾表示“故里泉州的学术空气，本来是很消沉的，尤其是民俗学。读了这两集的传说故事，不知要引起许多人的同情注意！”【22】。可见，活跃于当时泉州文史界的虽有零星身影，却尚未形成合力之势。直到1936年唐墓的发掘，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翌日泉州各报均派访员前来探访”【23】，用庄为玑的话，“是泉州市破天荒的考古大事”【24】。

作为此次唐墓发掘的主持人，少有人提及的郑德坤先生承袭燕京大学的史地学风，执教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一开福建现代田野考古工作之先河。这一发掘的重要性在于两点：一，在泉州历史上，开启了近现代具有考古学意义的首次考古发掘；二，这次考古发掘使得承袭厦大国学院之志，开启泉州历史文化研究（尤其是考古学、历史学方面)新时期的几位重要人物：林惠祥、庄为玑和吴文良，汇聚于此。

1936年的泉州唐墓考古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当时，郑德坤任职的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是福建省内唯一的大学博物馆，在庄为玑告知了其墓砖之事后，他自觉身负考古使命而赶赴泉州中山公园主持了此次唐墓发掘工作。庄为玑在此次发掘前后扮演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首先注意到了中山公园的发掘工作，并受到同窗好友吴文良的启发，后返校又与郑德坤教授多次会晤，引起了郑先生的注意。最终郑德坤在周辨明院长的支持下，获得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经费。此次发掘以厦大文学院文化陈列所的名义开展，所得文物后来由郑德坤和林惠祥运回厦大，并收藏于陈列所便也不令人讶异了。文化陈列所的藏品后来历经战乱波折，最终在林惠祥的努力下合并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郑德坤先生所撰写的考古挖掘报告，即《闽南泉州唐墓的发掘》虽于1939年便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25】，却至今未能译为中文发表于国内。

对于本次考古发掘，庄为玑有《泉州唐初古墓发掘始末》《泉州唐墓古砖图谱》二文收录于《海上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二文分别详细记录了考古挖掘现场和文物出土情况，并分析研究了古砖图纹的历史谱系。在文中，他表示自己的发现最初乃受到吴文良的启发，“友人吴文良先生时常与余互通信息，3月12日寄余一明信片云：‘近因公园开掘体育场发现一城基，完全为青色之砖块，弟曾检得砖数方，旁有元贞元年谯楼造之字样，又印有龙者，疑该处即以前之谯楼……’故此次余之发现，实受吴君之暗示也。”【26】他与吴文良交情深厚，同好史地学，“吴君亦厦大同学，与余过从颇久，亦甚留意泉州史地。”【27】正式发掘工作开始后，吴文良还作为民众教育馆【28】馆员参与了发掘工作。林惠祥则作为厦大文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将此次发掘框列为该系野外实习的一种。由庄文可知，该系学生抵达泉州后住宿在培元中学。郑德坤考古报告中也表明，这项工作引发了学生们对泉州史地的浓厚兴趣与高度关注【29】。当时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未有历史学、人类学或考古学的学科界限，而是在综合性大文科的思路下培养学生。

结合庄为玑先生收录于《海上集》的二文，其1982年发表的《泉州市志的实物材料》中讨论到此次唐墓发掘的部分章节，以及郑德坤的《闽南泉州的唐墓发掘》，本次发掘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庄为玑在《发掘始末》中曾表，“所得明器，亦可使六朝明器与唐明器间能得一最好之比较材料，于考古学上颇有贡献”【30】。“郑教授研究明器有年，此番发掘所得，又多属明器，增加研究材料不少，不啻学问上之天财也！”【31】关于明器的研究，郑德坤先生实属国内学界第一人。尚在燕京大学时，他与沈维钧合著《中国明器》【32】发表在1933年的《史学年报》上。而启发他从事明器研究的正是1931年他与顾颉刚、容庚教授共同前往洛阳访古的经历【33】。考古学的种子也自此埋在他的心中。对明器的研究，可以说是郑德坤考古学学术生命的起点。

1934年林文庆校长为《中国明器图谱》【34】作序时，曾表示“明器虽为墓中物，然颇关学术文化；考古学者资为研究，历史学者藉以参考，古代宗教思想、社会制度以及风俗习惯、文化交通等等，均可由明器得见其大概。”【35】指出了明器研究的重要性。《图谱》的正文为郑德坤撰写的《中国明器史略》，附录图像由林惠祥教授负责拍摄，是中国国内最早的博物馆学术性导览手册。厦大国学院 “古物陈列室”原有明器亦被收藏于《图谱》【36】。时任厦大文化陈列所主任的郑德坤在《图谱》中陈述“（厦大）所藏中国明器凡二百十五种，本图谱所录仅百三十一：三代器一，汉器三十五，六朝器十一，唐器八十四，重复器皿多不录焉。”【37】在两年后赶赴泉州开展首个考古学发掘之前，厦大已收藏有215件明器，其中56件为汉代明器。泉州唐墓发掘最引发郑德坤关注的也是墓中的明器，根据其考古报告，数量达到80件【38】，对文化陈列所的汉代明器藏品无疑是一个重大补充。这80件中被分为18个类别：竈、溺器、鐎斗、鼎、匙、瓿、壶瓶、唾壶、鐙、洗、盆、盂、盌、盤、杯盤、杯、豆、甄。【39】

考古出土铭文砖虽记载此墓为唐初，但郑德坤认为，泉州唐墓所出土的明器无论装饰还是样式，都与汉代明器有惊人的相似。【40】但郑文并未对“相似性”加以说明，结合《中国明器》，“绿釉为汉明器重要装饰之一……用绿釉正可以更自然表现铜器的滑亮”【41】，而在考古报告中显示泉州出土的覆有绿釉的明器占一半以上【42】。可见从汉代明器装饰性绿釉而言，泉州唐墓出土的明器与汉代有相似性。但泉州墓却未见人俑或家畜俑。六朝至唐代，最明显的特征即是人俑之盛，而物俑之衰【43】。墓葬中大量的明器为壶鼎之类。这类明器多模仿汉代实用的铜器，实际是“假器”，用来表征死者死后生活世界的用具。郑德坤认为，这些壶鼎类明器“均汉代铜器特征，实为研究此期铜器最好的参考材料。”【44】

郑德坤从明器的研究推断，泉州出土的汉陶明器乃是北方汉人迁移带来的技术制作而成。郑文认为，此次唐墓的发掘为晋人南迁的传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5】。庄为玑从明器数量进一步判断葬于此地的官员是六品以下的地方官吏，“因中原家远，故家葬于此新州之地，决不会是中央官吏谪居此者。”【46】又因为隋代南安郡改为县，所以也有可能是“为南安郡县之地方官吏，亦未可知，因墓距丰州甚近，故或有此可能也。”【47】也就是说，根据庄为玑的推测，墓主为南安的汉人，且为地方官吏，采取族葬制。当时的泉州尚未建城，所以发掘地应是当时南安县东郊。后在50年代厦大学生考古实习时，庄为玑又意外在南安发现了隋唐墓。根据林惠祥撰写的《1950年厦门大学泉州考古队报》【48】,此次古墓察勘过程中的参照物往往是1936年的中山公园唐墓的出土文物。林惠祥称已发现的泉州隋唐墓和明器为汉族南迁的遗迹遗物【49】。这些认识都表明在泉州考古的学术史上，针对泉州文化起源这一问题，早期持有的是文化外来，尤其由北方汉人南迁传播的看法。这个看法与民国以来福建民族研究的学术思想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是20世纪30年代郑德坤教授主持发掘的泉州唐墓，打开了这座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冰山’一脚。”【50】吴春明从学科意义上充分了肯定了此次发掘的重要意义，“泉州唐墓发掘之后，比较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也在福建逐渐展开，如1937年林惠祥教授发掘闽西武平县小径背的史前印纹陶遗址、1939年庄为玑先生发掘闽南安溪县后垵唐墓6座……【51】

其次，本次发掘所得文物亦成为福建省内首家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收藏。作为福建省内首家大学博物馆——“文化陈列所”，郑德坤先生将它建设成为了一家以历史古物标本为主体，考古学与人类学合一的博物馆，这其中四座泉州唐墓所获数十件标本即是其重要收藏。经过战乱和波折，1947年林惠祥携带文物回到厦门大学，在校内举办“人类学标本展览会”。此次展览会由三部分组成，而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即是“以泉州唐墓出土物为主的历史文物”【52】。在学术史上，代表南派人类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厦大人类博物馆，是我国高校中第一所大型的人类学博物馆。也正是依托这一博物馆，厦大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才步入了学科建制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快速发展时期。

再者，林惠祥由1936年的考古发掘受启发，认为泉州的古迹古物保存与研究应当由专门的学术机构来负责，且他认为 “以厦大最为合适……必须在厦大里面设立一所博物馆，派专员负责，时常到泉州一带探寻发掘及办理保存古迹等事。不易移动的大件古物和重复的小件古物可在泉州保管陈列。”【53】林惠祥的此番建言表明厦大人类博物馆创办背后的文物保护与研究旨趣。他和郑德坤、庄为玑这一代人不再满足于访古游记与踏勘行旅，而致力于将田野考古工作专门化、学科化、制度化，将文物保护与遗产保护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将学术事业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深深联系在一起。

回顾泉州历史上首次考古发掘，1936年泉州唐墓的考古发掘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考古学特征：从物证，到断代，再到文物保存的学术逻辑。这与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的“访古”已日趋不同。自20世纪20年代厦大国学研究院开泉州访古风气以来，从郑德坤、林惠祥、庄为玑和吴文良这条线索，我们了解到闽地的现代考古学和与其相伴而生的文物保护与研究观念已逐渐形成新的潮流。除此之外，顾颉刚和王肇鼎民俗调查的旨趣也正在另一波人中开启新的风气：围绕谢云声的《民俗周刊》，诞生了厦大国学研究院毕业生伍远资所著的《郑成功民间故事》、安溪人王成竹的安溪民俗论著，吴藻汀的《泉州民间传说》《泉州留府庭七棺考证》及谢云声的《闽歌甲集》等众多成果。林惠祥由于海外求学人类学的缘故，对民俗学有天然的兴趣，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怎样研究民俗学》《民俗学研究法》《算命可信吗》等文章。因此，厦大人类学博物馆在考古与民俗两方面的综合性并非偶然。

另一方面，1936年，郑德坤离开厦大历史社会学系，就职哈佛燕京学社，任教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在西南地区的考古和博物馆事业中开拓出新局面的郑德坤，与主持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林惠祥二人分别在中国西南与东南的文物保护与博物馆事业方面相互辉映。1941年秋，郑德坤从葛维汉(Dr.David Crockett Graham)手中接手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之前身)。郑德坤不仅详细制定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而且还先后举办古玉、陶瓷、英国刻画、图书等特别展，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线。更重要的是，郑德坤在川期间切实推动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手册丛刊五种、抽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郑德坤自身的学术研究也得以获得巨大推进，产出了一批《四川考古学》《四川古代文化史》《西藏文化导言》《理番版岩墓》学术作品【54】。毫无疑问，郑德坤和林惠祥的学术生命对中国的博物馆历史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背后反映的是民国以来的新生学术力量，环顾前人及世界学术趋势后，产生了对中国现代学科的新认识，与对遗迹发掘、文物研究与文化保存保护的新思考。

（作者孙静，江苏宜兴人，现就职于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