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4月9日，厦门全岛戒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搜查厦门总工会，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逮捕革命群众组织领导人和共产党员。10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派人接收厦门总工会。11日，宣布禁止一切罢工、集会、示威活动，颁布《格杀条例》。厦门“四九”反革命政变中，罗扬才、杨世宁等一批革命志士被捕，后被秘密杀害。厦门共产党组织遭受摧残，党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29年冬，厦门大学校园内的一栋华侨楼房入住了一家三口。这幢独立二层洋楼，位于厦门大学大南3号楼（原大南新村16号），坐落在厦大校舍最后面，靠近五老峰山麓，比邻南普陀寺，围墙内有小花园。洋楼南面是一片农田，往前是五栋“一字”排开的群贤教学楼群和广阔的运动场，再往前即是海滩。入住的这户人家正是厦大历史社会学系教授萧炳实一家。
萧炳实，又名萧项平，江西萍乡人。1920年进入之江大学求学，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同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和上海特别文化党支部书记。1929年，由上海大夏大学转到厦门大学任教。兼具文学及历史之长的萧炳实同时为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1]学生讲授《文字学及文字学史》《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等课。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还向同学们推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著作，使同学们对新史学及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历史学家傅家麟（傅衣凌）就是在他的影响下由中国文学系转入了史学系就读的。[2]
萧炳实到厦大不久，当时设在厦门的中共福建省委很快与他联系。经过周密考虑，福建省委决定将他的住所辟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开展活动。为安全起见，省委指示萧炳实“由省委直接领导，不参加厦大党支部，不在教室做宣传教育工作。”
萧炳实在中共福建省委单线领导下担任特殊使命，时任省委军委秘书陶铸是他的直接联系人。萧炳实一家三口原住两间公寓，为了方便活动，中共福建省委交代他“找一栋单独的洋楼”。经过考察，萧炳实搬进了大南新村16号楼，这栋楼僻静优雅，进出方便，遇有紧急情况，即可快速撤退到南普陀或五老峰躲藏，是一个理想的隐蔽场所。于是，大南新村16号楼成为了中共福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以及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络站。
每当省委召开会议时，萧炳实的爱人负责购买食物，准备到会人员的用餐；儿子萧纯（当时十多岁，就读厦大附小）则在楼外周围观望，若发现有陌生人来，即回家报告；萧炳实负责放哨，保护会议安全。[3]同时，萧炳实作为省委与党中央联络站负责人，每逢中央派人来，便由他接待安排住在家里；党中央以郑福初名义由上海银行汇800银元给福建省委做活动经费，也经由萧炳实转交。
1931年，厦门发生“3·25”事件，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党的机密被破获，事件波及萧炳实，国民党当局即刻派出军警到厦大捉拿他。千钧一发之际，陶铸紧急通知萧炳实撤离，两人先到南普陀寺找太虚法师，并在太虚法师掩护下，装扮成和尚，迅速逃脱险境，隐匿在时为中共闽南特委机关的漳州南山寺。后陶铸托人将萧炳实带到泉州，由广津和尚安置在开元寺暂避。当年5月，萧炳实秘密由泉州乘船去往上海。萧炳实抵达上海后，参加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工作，随后在上海、香港、日本、莫斯科、新疆、甘肃等地开展工作，组建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情报网，展开谍报工作传奇生涯。[4]
国民党当局从缴获的中共中央汇给中共福建省委活动经费的材料中，认定萧炳实是共产党闽省执掌财政大权的在逃要犯,蒋介石亲自签发第1154号指令：“各军各省市政府饬属一体协缉务获归案究办！”，全国通缉萧炳实。萧炳实却在敌人层层搜捕下，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国际情报工作，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如今，虽然历经90多年风雨，厦门大学大南3号楼（原大南新村16号），这栋中共福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省委与党中央联络站旧址，依然风貌未改，静静站立校园一角，记述着厦门大学革命史上这辉煌的篇章。
